大连男人的一生需要经历多少悲哀，你永远不会懂!

来源：大连胃肠医院更新时间：2021-03-22 在线咨询

男人的一生需要经历多少悲哀，你永远不会懂!

　　奶奶是个苦命的女人，生了四个儿子，却没有一个能为她分担生活重担。二儿子因车祸去世，距今已有十多年。三儿子坐过牢，出来之后不务正业，游手好闲。四儿子整天沉溺于酒精之中，说话舌头都打架。

　　父亲是她的大儿子，性格非常木讷，永远剃着板寸，永远一身深色衣着，在藤椅上一坐就是一整天。可就是这么一个木讷的人，做学生时居然“强奸”了女同学。

　　现在看来，当年的“强奸”更多是男女朋友间“你情我愿”。可在八十年代，男方很自然地被定性为犯罪——83年下半年开始，一场延续三年的“严打”风暴席卷全国。期间发生了很多荒唐事：四川泸州一姓王的小伙，因为跟人打赌，亲了路上一女孩被枪毙;广西一男子因为看了一眼女孩洗澡被判重刑;据说连打扑克都有可能被抓。

　　不幸中的万幸，父亲并没有被冠以“流氓罪”扭送公安机关，爷爷奶奶拿出所有积蓄与女方家庭达成了和解。私了之后，父亲没脸继续待在学校，学校也不能容忍这种不光彩，找了个理由把还在念高中的父亲开除了。刚成年的父亲无法忍受街坊邻居的指指点点，逃去乡下躲避。据说那几年，父亲晒过挂面、劁过猪，结识了一些农村伙伴——这些人后来又成了他的工友。

　　乡下也非世外桃源，“严打”的消息偶尔传来，恶议四起，父亲只能像打游击一样，过些日子就换个地方。那几年，他从未回过一次家。父亲走后，流言指向了爷爷奶奶和他的几个兄弟。爷爷是从朝鲜战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军人，奶奶也曾在文革中被划分为“黑五类”，他们对流言尚能应付，可父亲年轻的兄弟们却无法容忍。

　　兄弟们埋怨、憎恶父亲，如果不是父亲出事，他们可以生活得更好。父亲出事后，家里境况越来越差，他们也怪爷爷奶奶偏心。严打进入尾声后，父亲重新回到县城。也许是为了弥补父亲漂泊三年的不易，也许是为了让父亲振作起来，从来不求人的爷爷找到县领导，求领导看在他这个老革命的薄面上，给父亲介绍一份工作。就这样，父亲被安排到了县物资局当仓库保管员。

　　回到县城上班没多久，在奶奶和外婆的极力撮合下，父亲和母亲结婚了。说是撮合，其实近乎包办——母亲家穷，为了补贴家用，外婆去奶奶家做保姆，一来二去，两家就成了朋友。其实奶奶家也不富裕，但爷爷有国家干部身份，比起平头百姓还是要好一点。

　　母亲是个典型的四川女人：做事麻利，吃苦耐劳，初中毕业后就去制鞋厂，打板、缝纫样样在行。奶奶打心眼里喜欢母亲，总夸她能干、孝顺，是儿媳妇的最佳人选。

　　因为知道父亲的“劣迹”，母亲对父亲充满鄙夷，新婚当晚都不愿和他同床。婚后，性格迥异的二人矛盾不断。

　　生我之后，家里经济拮据起来，母亲看到做钢材生意能挣钱，借用别人的店铺卖起了钢材。父亲觉得开店是不务正业，连照看店铺这点小事也不愿和母亲分担，他觉得跟客人攀谈，对他这种“有正经单位”的人来说太丢脸。母亲长得标致，在外抛头露面，免不了有男人多看几眼，父亲听闻一点闲言碎语便不分青红皂白质问母亲，两人为此争吵无数，本来不多的情分也被一点点吵没了。

　　像一扇被打裂的窗户，不能修补，只是无可挽回地走向破碎。父亲跟同事出差时，被当地派出所扭送回来，原因竟是“嫖娼”!

　　整个小城都沸腾了。母亲遭受了奇耻大辱。如今的“混账”加上当年的劣迹，她忍无可忍，借钱付完300元罚款之后，向法院申请了离婚。办妥手续，母亲马上去派出所给我改了名，让我随她姓——想来，母亲对父亲真是恨到了极点，一丝情面也不留。

　　在我的记忆里，母亲提起父亲总是气得直咬牙：“他根本不是你的父亲，他是个烂人，他哪有一点当父亲的样子……”母亲曾不只一次说，等我年满18岁就给我看当年的法院判决书，让我看看父亲到底是怎样一个人。

　　受母亲的影响，小时候我一直很怕见到父亲。一方面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人，另一方面，更怕惹母亲生气。母亲是个要强的女人，离婚后带着我独自生活，先在纺织厂上班，后来借钱开了家布料店，再后来做起了服装生意，家里条件也逐步变好。

　　年幼时，母亲是唯一的靠山，而我能做的，就是听她话，不惹她生气。但县城太小，有时免不了在街上遇到父亲，每次遇到他，“不准认他”、“不准叫他爸爸”之类的话就自动在我脑子里闪现。手足无措的我干脆撇过脸，当作没有看到他。

　　90年代中期，物资局撤销，父亲丢了工作。再后来，父亲再婚。继母是一名银行出纳，父亲在家基本承担了所有家务活，买菜、做饭、洗衣。

　　可惜这段婚姻也没有维持多久。据说最主要的原因是父亲没有收入，吃穿用度全靠继母的工资，在小城，这成了大笑话——一个大男人花女人的钱像什么话。后来继母被查出肿瘤，需要垫付很大一笔医疗费，父亲哪里拿的出来。

　　父亲的木讷也加剧了这段婚姻的破裂。继母女儿上高中时，因为成绩不好，要出一大笔择校费，而且只能被分到很差的班级。继母打听到学校一名领导是父亲的同学，想请父亲去说个情。父亲一直推辞，好不容易见到了同学，却还是说不出口。

　　回家后继母问他，父亲只说“时间过了这么久，谁还认得谁啊”。如今想来，也许父亲只是觉得难堪而开不了口，但在继母看来，父亲不够爱她们，也不愿意跟她们好好生活。

　　父亲从不与故旧来往，他一直生活在“强奸”一事的阴影里。那件事之前，他在学校里是受人瞩目的角色——出身军转干部家庭，星眉剑目，成绩优异，一米八的身高在身材普遍矮小的四川男生中格外醒目。后来，每次有人说他的同学谁谁升官或者发财了，他只是笑笑。跟他往来最多的都是当年在乡下认识的朋友。

　　再次离婚后，父亲成了人们眼里彻底的失败者。母亲知道他的状况后，曾多次在我面前讥讽他：看，某些人吃软饭都吃不下去了，当初跟他离婚真是正确的选择。

　　其实，父亲也试图振作起来，他开过小餐馆、小舞厅，但都没能维持太长时间。张罗小餐馆那会儿，还被合伙人卷走了账面上的一万块钱。两次婚姻失败、几次生意挫折，让父亲越来越沉默寡言。街坊邻居还谣传他欠下了巨债。他越来越觉得自己在县城抬不起头来，越来越怕被人拒绝。

　　有一次，奶奶拿回一份招工启事，说县城新建了几个工厂，正在招人，希望父亲去试试。父亲看了一眼，一会儿说自己年龄大了，不符合招工要求，一会儿又说自己没有相关经验，肯定不行。奶奶苦口婆心地劝他：你去试一试啊，不去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啊。但任凭奶奶磨破嘴皮，父亲仍不肯去。

　　大概从高中开始，我就很少再在县城见到父亲。听奶奶说，他去外地工作了，只有过年才回来。每次回来，他总会塞给我不少于500元的压岁钱，还会给我买零食。有一年回来，他给我带了一箱营养快线，那是营养快线刚上市的2005年，小县城还没有这款饮品。他说，现在大城市里都流行喝这种饮料。还有一年，他给我带回来两袋悠哈牌的奶糖，也是小县城里没有的稀罕物。

　　大城市的新鲜给了父亲可资聊天的话题，比如，他说去天安门要坐地铁1号线，去天府广场要坐64路公交车……每次听他讲这些，我都感到无聊得要命，恨不得立马打断他，然而，即便这样的话题，他都不会讲很久，讲完后又恢复了往常的沉默。

　　高中毕业后，我去他呆过的成都上大学。他跟我聊起成都依然是“买东西要去荷花池，去新南门坐车到家最快，火车北站最不安全”等等最广为人知、最没用的常识。大都市的繁华他一样都不曾拥有，也许只有狠狠记住一些标志性的事物，才能证明他在这座城市停留过——而这些，就成了他仅有的谈资。

　　每年过年回来，总会有熟人热情地招呼父亲：“李老板，今年到哪里发财了”，“李老板，这一年忙啥去了”……父亲听到这些，也不推辞，甚至还会给人家点上一支烟。我隐隐感到父亲很喜欢这种被称作“老板”的感觉，尽管这种表面恭维的背后很可能是一脸不屑。

　　大学毕业后，我去重庆当兵。一天晚上突然接到父亲电话，他说自己也在重庆，希望周末见一面。这次见面，我才第一次知道他在外的生存状态——在市中心一个破旧的大厦里，十来个工人挤在一间屋里，高低床，一个硕大的电饭锅正在煮饭。

　　父亲说，这是他在外面打工住过的最好房子：在市中心，有电梯，还有人专门做饭，以前都是在搭的工棚里。他语气里丝毫没有不好意思的感觉，甚至还带了点骄傲。直到这时，我才知道父亲哪里是个老板，他也许就是我在火车站看到的拎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，也许就是大夏天躺在马路上睡觉的人之一。

　　现在想来，也许只有在外地，在一个几乎没有人认识他的城市，他才能活得轻松自在些。在小县城，转个身都是熟人，他难堪的过往像一道醒目的伤疤一样暴露在众人面前。只有在外面，他才能找到一点优越感——即便仅仅是比别人多知道几条公交线路。

　　奶奶说，你爸不出事，绝对不会回来。

　　2011年年末，父亲突然回到家里，说是工程建完了，回来休息一阵。奶奶发现他吃饭时脸色不对，问他是不是哪里疼，催促他到医院看看，一检查才知道是结肠癌中晚期。

　　奶奶气得直打哆嗦，心疼地骂道：“不知怎么生了这样一个儿子，疼都不知道支吾一声，就知道捱，捱能捱好吗。”

　　我理解父亲为何这么做。爷爷患上脑溢血后，家里所有负担都落在了奶奶身上。两个弟弟一天班都没上过，纯粹的“啃老族”，完全指望不上。父亲是家里唯一让奶奶省心的儿子，不管多少，每年过年他总能带点钱回来。不愿啃老，又对过去怀有很深的心结，父亲不愿在家工作，宁愿去工地风餐露宿。他不舍得花钱，有病痛也会先忍着。可是，有些病不是忍几天就能自动痊愈的。

　　很快，父亲就做了手术。奶奶说，基本是从鬼门关里把他拉回来的。

　　退役后，我回家见了父亲，除了更瘦更黑，似乎也没太大变化。我劝他不要外出了，就在家里好好养病。爷爷奶奶有退休费，不至于吃不上饭，我也有工作了，每月还能给他零花钱，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比啥都好。还没等我说完，父亲就打断了我的话，说我不懂，还说手术很成功，有癌的那一段肠都截了，不会有问题，况且，重庆老板还欠他一个月工资呢。

　　父亲总想着做些什么扭转生活的逆势，可命运蛮横，并不照顾这些细小的想法。

　　2012年4月，父亲又去了重庆，不到2个月又回来了——癌细胞扩散，立马转送了市医院。父亲第二次住院，我并不知情，直到接到主治医生的电话。医生让我赶紧去签字——治疗癌症需要放射治疗，父亲不愿，一是因为放射治疗一次要一万多，二是因为当时他身体已经很虚弱了，已经承受不住放射治疗的副作用。医生让家属来签个字，确认不是医院不肯救，而是病人自动放弃。

　　我赶到医院，医生说他们多次劝父亲给我打电话。他总说，家里情况很复杂，而且，女儿刚刚参加工作，工作忙，工资也很低。

　　没过多久，父亲癌细胞恶化，再加上欠了一万多的治疗费，市医院不愿继续治疗，给出了两个方案，要么转回县城医院，要么转去省一级医院。我跟奶奶合计了一下，只能转回县医院。转院那天，一贯坚强的奶奶哭了，情绪崩溃地质问医生：“花了这么多钱，钱没有了就算了，为什么人也治不好?”

　　奶奶拿出了所有积蓄为父亲治疗，我也把退伍费给了父亲。然而，这些钱不过是杯水车薪。

　　父亲人生最后半个月是在县医院度过的，每天靠打营养液为生。我去看他的时候，他基本都在睡觉。偶尔清醒的时候，也只是问我新工作怎么样，让我别来那么勤，工作要紧。

　　再后来，父亲肠道穿孔，每天都有黄色的液体从肚脐附近涌出，全身瘦得只剩皮包骨。

　　母亲似乎也不那么恨他了，甚至跟我去看过他一次。父亲见到母亲，愣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。母亲把两千块钱塞在他手里，让他不要多想，好好治病——其实彼此心里都明白，已经时日无多。母亲说，我帮你申请了政府低保，每月300块，医保这边，我也帮你弄好了，比例不高，但是有也总比没有好。父亲像往常一样木讷地“嗯”了一声。

　　二十年了，曾经的一家三口再度照面，大家都有些拘谨。也许是气氛尴尬，话题很快又转移到了我身上，父亲问我最近工作怎么样。母亲打断他：这些事你就不用管了，我自己女儿我晓得安排好她。父亲觉得尴尬，不再说话，只是嘱咐我们抽屉里有些水果、牛奶，自己拿来吃。

　　沉默了几分钟，母亲借故说还有生意要忙。父亲想挣扎起来送送我们，被母亲拒绝了。

　　走出医院，母亲向我嘟囔：这么多年性格一点没变，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像个闷葫芦。“他以为我给他办低保、跑社保真的是为了他吗，我是看在你面子上才给他弄的，要不是为了你，他死了我都不会来看他。”二十多年来的恨意，虽会减少，但不会消失。

　　2012年9月9日，父亲去世。得知他病危的消息，我拦了个出租车从外地往家里赶，还是没来得及见他最后一面。弥留之际，父亲一直不肯闭眼，在等我回去看他。

　　父亲生前极不愿花奶奶那点微薄的养老金，但奶奶还是尽全力来维持他的生命。在安葬好父亲之后，奶奶坐在书桌前整理他的遗物，喃喃地对我说：“军儿就这样走了，我当年生他的时候好辛苦啊，那天下好大的雪，他生下来只有3斤多一点，我费了好大劲才把他养活，可惜我们母子缘分那么浅。”

　　父亲去世后，我到了北京，那个他说坐一号线就可以到天安门的地方。每次坐一号线，看到那些操着外地口音肩上还挑着大包小包的民工，我总会想起他。

　　在给他签放弃治疗书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他的病历。亲属栏里，他只填了我的名字和电话，关系：父女，名字：李灵思。

　　这是他给我取的名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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